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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之后，小米需要继续扩大互联网服务营收的规模，以向投资者和用户证明其互联网公司的定位。智能手机业务的增长压力在小米的互联网服务收入中，目前主要依赖广告服务及互联网增值服务（主要包括游戏）。互联网服务收入的增长最终取决于用户群规模及用户参与度和支出水平。这也意味着小米的互联网服务收入一定程度上是比较依赖小米的智能手机销量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此前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

基金会称事先曾与本人沟通过昨天，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已经获知有作者将起诉基金会，但目前尚未收到法院传票。“一元买画”项目负责人黄先生介绍，活动发起前，基金会曾与曹流本人签署相关协议，但其监护人以自己不知情为由，拒绝承认该协议。至于协议具体内容，该负责人表示自己也不是太清楚，“但肯定是有曹流签字的。”

3.2、当前我们对板块的看法在过去的1个季度中，医药板块受到宏观环境、药监局人事变动等影响回调明显，板块估值水平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性价比。港股医药板块中报业绩基本符合市场的预期，部分细分领域维持较高景气度（新进医保品种、器械骨科等），建议重点关注业绩确定性强的细分领域龙头标的。我们看好创新药龙头、高端仿制药、高端医疗器械等细分方向。建议关注包括石药集团、中国生物制药、威高股份和中小市值的联邦制药、中国中药、微创医疗等。

分税制最大的特征就是“分税”定收入，这次税改没有条件建立如房地产税等标准的地方税种，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办法，按照税种性质划分为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市场统一所必需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税，例如关税和消费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对统一市场伤害不严重的税种划分为中央占大比例的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事权划分是国家治理的重大事项，当时没有条件启动这一重大工程，采取事权基本不变，留待长远解决的办法。当然，综合配套改革自然打破了原来行政性分权的事权划分，将部分宏观调控事权收归中央，如两个税务局分设，加强中央管控。再如，金融资源的配置与管理权力上移，相应的货币政策权集中于中央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生产按计划进行，成本和价格都由国家确定，折旧和大修理基金由财政控制，流动资金由财政无偿拨付，企业利润仅是计划的结果，“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导致企业没有积极性，必须扩大企业自主权，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时，是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企业改革优先，理论界有不同意见。其实，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企业的一切活动如果都由计划捆死，市场价格是难以配置资源的；反之亦然，企业有了自主权，而价格是扭曲的，又会导致配置扭曲。决策层权衡风险和效果，决定企业改革先行一步。企业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但大思路是清楚的，就是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定的调子，“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个思路具体到财政上，就是向国有企业让利放权。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支出现巨额赤字，不可能大范围下放权力给企业，于是尝试推行基金制、利润留成制，这种初步的放权探索是切合当时实际的正确选择。